金年会金字招牌财富管理范文10篇中国人求财富，向来如此，且向来不讳言。春节拜年，首要说的就是“恭喜发财！”旧时交往中，如果彼此不是问“您在那里高就”，一定是问“先生在什么地方发财？”时至今日，“福如东海常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这副对子，总是和“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并驾齐驱的。所以，不管在什么社会体制下生活的中国人，都自动会想到这样存在我们语言定势中的对财富的向往，都自动会表达这样的向往而不会有丝毫不好意思。
财富之为物质形态，还只是人们心向往之的对象。而人们心向往之形成了可以涵盖一个社会不同阶层，跨越同种文化人们生活地域的共同文化符号，这就已趋近于“形而上”了。再进一步，对使用、改造、更新这样的共同文化符号不但毫不讳言，且孜孜不倦，津津乐道，那就为说明与探讨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的某种文化“底蕴”，提供了社会心理的基础，毕竟使用、改造和更新财富符号，不但在“形而下”的意义上，而且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成为中国改革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一部分，我暂且称它为“身份经济与身份成本”的过程。
身份作为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彼此辨别的最初也是最有力的符号诠释，在任何人的社会都必不可少。在中国，身份长期以来始终是和好恶联系在一起：工人是领导阶级，一时，工作服成为人们身份的象征；农民具有深厚朴素的感情，对襟褂子也曾上过台面；解放军当过“全国人民的榜样”，当时，有多少人为了一身“四个兜儿”的军装四处奔波呢？在经济改革成为一切事情向所谓“好”的方向“转变”的象征的今天，一切身份自然也就和经济、财富、代表财富的金钱及其一切衍生产品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这其中，财富符号就显得尤为重要。买什么东西，利用它的什么特性，在追求财富乃至追求财富符号的过程中，退居其次。买香烟，吸香烟，谁都知道其中的弊大于利，甚至很多人也知道在健康层面上，这样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但吸烟，特别是吸某种牌子的香烟，代表了和“财富”有关的价值，所以有某种时刻要贿赂某人，必须起码附带赠送相应品牌的香烟的社会现象存在；明明城市当中的街道已经无法容纳更多的轿车，开轿车不但费时，而且费钱，并且还要担心被偷被破坏，但“财富”的符号不但包涵而且主要通过是否拥有轿车乃至是否拥有什么品牌的轿车来表现，所以，整个汽车行业，希望通过汽车行业来带动经济增长的国家政府加上渴求“财富”符号的“身份消费者”的集团，就要不断制造和更新这样的符号，使其成为整个社会认可的“身份”；现在的“房地产热”中，有多少人是因为自己果线平米居住空间给他提供的物理生物心理上的好处，对其价格令人越来越瞠目的“豪宅”趋之若鹜呢？
推而广之，在自有传统基础上，在经济精英的努力号召之下，社会中，几乎人类的所有活动都在不断地努力使自己成为“财富符号”，印证由此被人所推崇的身份：大吃大喝是“富有”的象征自不待言；一时间，上海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知本家”的说法，又何尝不是在把知识通过诠释变成“资本”，变成可以制造财富，因此可以制造令人们尊重的“身份”呢？富有的们未尝不考虑自己的生命，未尝不考虑老大一把子年纪，能否禁得起夜夜狂欢的负担，但一旦拥有年轻漂亮的女性，哪怕仅只是形式上的拥有成为和“财富”，“财富符号”和它们构成的“身份”标志的时侯，有那个肯善罢甘休呢？文化教育自然也未能幸免。一纸文凭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令人不惧法律的惩罚，不断造假，不惜重金贿赂，难道不是因为人们对文凭与财富乃至财富的符号的期待使然吗？
因为制造、改变、更新财富符号以适应新的社会认可的需求成为如此广泛的社会运动，所以，这样的活动形成了社会经济本身，也为这个社会制造了许多额外的“成本”。说求“财富”符号成为经济活动，这不难理解。看看“房市”、“车潮”、“金银首饰热”，就可以明了其中的“不可抗力”了。但这样的经济活动会制造社会成本，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这样的社会成本会成为社会不堪承受的，这一点国人却并不体会，也不愿体会。
且不说追求富人人手一车，会给中国的有限能源造成何种压力，给环境带来何种破坏；也不必深究文凭泛滥，已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怎样的诚信危机与压力；只是看看为了装饰自己“繁荣”身份，中国金融界投入了多少再难回收的资金，就足以令人不寒而栗：明明北京上海广州的空房率已不但超过国际警戒线，而且事实上也超过的银行的最终底线，明明这样制造的潜在坏账已经足以摧毁现存中国整个银行体系，但这个号称实行“市场经济”，要利用“看不见的手”来制衡“看得见的权力”的改革国度却迄今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勇气，去制止，哪怕是去降低如是现实危机的压力。这其中理由很简单：房地产商要的是“财富”，炒作“房地产”的买家要的是吹起来的房地产背后的巨大“财富符号”和这种符号代表的“身份”，而政府要的是大众消费繁荣的表象，换句话说：政府要的是“群体财富符号”和其中蕴涵的“集体繁荣”的身份，也保有自己的执政合法性资源。为保持这样的符号与身份不致破灭，不致失去它们在人们心目中的效力，再多的“身份成本”也顾不得了。
互联网与金融的深度融合对金融业的产品、业务和组织等各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人民银行将互联网金融定义为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①。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基本属性多位学者认为互联网金融是不同于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融资模式，是一种新的金融业态（谢平、邹传伟，2012；吴晓求，2015）。由于我国完善的互联网基础、发达的电子商务、活跃的民间资本、相对落后的传统金融服务以及相对滞后的金融监管等多方面的因素，互联网金融并没有在金融与科技都十分先进的发达国家抢占先机，而是首先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李继尊，2015）。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存在一定的替代性。王博、梁洪和张晓玫指出，一方面，传统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从市场竞争、二次配置等路径降低资金需求者的机会成本，提升其议价能力，降低了资金需求者在互联网金融方面的参与度；另一方面金年会金字招牌，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降低了金融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了小微企业这类特殊的资金需求者在互联网金融方面的参与意愿。在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信息化程度也较高的地区，传统金融对互联网金融的抑制效应和小微企业积极参与互联网金融的现象并存，互联网金融的普惠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互联网金融作为金融服务与信息技术的有机结合，能够有效缓解小微企业这类长尾群体的麦克米伦缺口。互联网金融缓解信息不对称的功能和作用在促进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发展和扩大就业方面发挥了现有金融机构难以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快速发展中互联网金融也暴露出在信用风险、信息安全、金融监管等领域的诸多问题。互联网背景下金融业展现的新前景与涌现的新问题凸显了目前该领域研究相对薄弱的现实，亟待相关理论的快速发展以弥补研究缺口。
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促进了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为互联网金融提供了技术支撑，而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拓展和用户的增加又促进了金融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两者协同发展并在互联网融资平台、数字货币、传统金融服务智慧化等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根据其功能互联网融资平台可分为筹资平台和借贷平台两类。互联网筹资平台，特别是众筹平台是目前研究的焦点之一。众筹能够削减产品需求的不确定性进而提升社会福利水平（Strausz，2017）。现有关于众筹的研究主要探讨了影响众筹融资绩效的关键因素（Frydrychetal.，2014；彭红枫、米雁翔，2017；Anglinetal.，2018）以及众筹中投资者的特征（方兴，2018）等方面。方兴（2018）阐释了众筹中的无私捐赠与匿名捐赠对融资绩效影响的理论依据。在将融资比例、融资金额和达到融资目标所用天数作为融资绩效指标的情况下，其研究显示众筹项目收获的无私捐赠或匿名捐赠人数越多，金额越大，项目融资绩效就越高。同时，众筹项目中捐赠行为对融资绩效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该异质性来源于捐赠者通过捐赠行为获得满足感的内在动机，在农业类和公益类众筹项目中，捐赠行为提升融资绩效的效果更为明显。除了项目众筹外，另有一些学者研究了众筹模式对小微企业这类融资长尾群体支持的可行性。张荣刚、徐京平（2018）识别了小微企业因有效资本供应不足导致的规模和技术发展都受限的“锁定效应”，探讨了利用网络众筹帮助小微企业突破融资瓶颈的可能性。面对网络众筹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两位学者建议通过构建网络信用体系和双向认证，并引入对赌机制的方式提升网络众筹对小微企业支持的有效性。对于互联网借贷平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网贷利率的特征（何启智、彭明生，2016）和网贷平台的风险，例如借助社交网络来获取更多借款者的相关资质信息来降低网络借贷的风险或对借贷平台中潜在借款人进行组群筛选降低借贷中发生逆向选择的可能性（Chen，2012）。张蕴萍等（2017）认为，货币政策产生城乡结构效应，主要是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我国城乡间信贷资源供求严重失衡。陈霞、刘建和探讨了影响我国P2P借贷平台风险的主要因素，指出借款利率、信息披露程度、运营时间等多个因素对P2P借贷平台的信用风险产生显著影响，较高的借款利率、较低的信息披露程度和较短的平台运营时间与P2P平台的较大的违约概率联系紧密。部分学者从互联网金融规制对改善借贷市场有效性作用的角度进行了研究。程华、鞠彬（2018）的研究认为，我国早期互联网借贷市场中借款人和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属于典型的“柠檬市场”，平台竞相承诺高回报吸引投资者的这一行为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借贷平台资金的银行存管和ICP强制持证等规定为互联网借贷市场参与者提供了风险信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提高了互联网借贷平台及市场的有效性。与互联网融资平台相比，区块链与数字加密货币虽然也是互联网金融的热点之一，但是对数字加密货币的相关研究却比较匮乏。部分学者从数字加密货币的基本原理、货币特征、发展与演变、对支付创新的启示以及监管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谢平、石午光，2015），另有学者从数字加密货币的本质、属性以及数字货币对预防性货币需求的影响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思考（周光友、施怡波，2015）。何诚颖阐述了区块链改变资本市场的方式与路径、资本市场区块链盈利逻辑与模式以及区块链投资核心资产选择，指出区块链在资本市场的盈利模式包括私募证券电子化和公募证券发行交易平台两类，并认为区块链技术可以使证券交易过程更加透明与高效，能显著降低证券交易成本和减少内幕交易，但同时也面临着弱中介化增加投资者保护难度和网络安全风险等方面的挑战。区块链技术在其他新兴金融领域的结合也日益成为关注重点之一，胡一举对区块链技术和绿色金融的耦合性的研究显示，区块链技术的抗篡改性、去中心化等特征能有效解决绿色金融因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投资风险高、监管难度大等问题，并能以其普惠性特征扩大绿色金融参与主体范围，拓展绿色金融覆盖面。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与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开辟了提供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新渠道，对传统银行业造成了较大冲击（陈继勇等，2016）；另一方面金融科技与银行业的融合日益加深，智慧化银行服务系统的健全使得银行业金融服务效率得到较大的改善，与互联网金融形成新的金融生态环境。沈悦、郭品（2015）的研究表明，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产生了较强的技术溢出效应，而技术的溢出被商业银行吸收，这一现象整体上显著提升了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各类商业银行吸收能力存在异质性，大型商业银行针对互联网金融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较弱，而股份制银行吸收能力较强，城市商业银行居于两者之间。许跃龄以金融科技在商业银行福费廷业务（Forfaiting）的应用为案例阐述了金融科技与银行业务融合的发展路径，探讨了传统SWIFT系统面临区块链技术的功能替代以及金融科技在传统银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
在互联网金融的影响下，资金脱媒和金融创新加速发展，改变了传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适用环境。刘澜飚等（2016）的研究显示互联网金融增强了银行同业市场利率的重要性，导致我国商业银行的存规模与银行利率更容易受同业市场利率的影响，因此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互联网金融时代得到了显著提升。但互联网金融同时也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导致M2的增加。潘长春、李晓（2018）关注了M2指标失效的现象，即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经济产出以及M2与物价的关联性均出现显著下降的现象，认为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是导致M2指标失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建议通过常态化的流动性管理建立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体系。战明华等（2018）指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改变了家庭部门的储蓄决策和企业部门融资决策的经济环境，从而改变了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发挥作用的传导介质。王治政对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实践进行了评估，在凯恩斯DSGE框架下引入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以及政府支出和税收财政政策，指出我国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逆周期操作的特征明显，在当前环境下财政政策确保了政府债务的可控，但是稳增长力度不足，货币政策确保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但反通胀的力度不足，建议优化政策路径：财政和货币政策加强相机调整力度，同时政府支出对货币供给冲击正向联动而利率对税收冲击负向联动。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房地产企业去杠杆的问题是在新常态下政策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房地产项目对资金需求使得部分互联网金融资金流向房地产领域，导致房地产通过互联网金融通道对其他经济部门的消费与投资形成挤压。张杰等（2016）指出房地产的快速膨胀以及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会对经济其他部门的长期投资形成显著的挤占效应，并分析了房地产部门投资增长对金融体系期限结构的影响。张馨羽、蒋岳祥从国家文化视角对各国养老金制度进行了定量比较，通过对全球13个国家养老金和Hofstede文化维度数据的分析发现权力距离、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程度低的国家，会因为较高的社会信任度发展形成规模可观的确定收益型职业养老金，具有相反文化特征的国家则通过确定缴费型个人养老金计划加以弥补，女性特质、短期取向、自我放任程度高的国家，在选择自由度方面存在更高要求，因而确定缴费型养老金整体比重较高。
周仲飞金年会金字招牌、李敬伟（2018）认为互联网金融在提高金融效率、丰富金融产品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风险泛化。传统金融监管范式下的金融规则是危机型立法和监管的产物，以命令和控制为特征，无法应对金融科技带来的泛金融化、金融风险频发、金融体系内生和外生风险等问题。在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对金融风险的新现象、新趋势、新问题的探讨显得尤为重要。互联网金融导致各个金融市场间的连接日益紧密，部分学者从金融机构之间网络关联性的视角探讨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机理，周开国、季苏楠和杨海生通过测算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等主要的金融市场之间的关联性、收益—风险溢出关系来探究市场关联性与风险传染之间的关系，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跨市场的传染机制的时变性。一些学者关注了民间金融的互联网化带来的风险防控的新问题。安强身等（2017）指出民间金融依托移动互联的物理平台呈现出了互联网化的特征，这一过程不仅导致产业空心化和企业脱实向虚的趋势更为显著，也在地域空间和融资规模两个维度放大了原有局限于一地的民间金融风险，增加了风险防控的难度。何运信、李小美将货币政策风险承担传导渠道理论从现有的银行风险承担传导渠道扩展到企业风险承担传导渠道，以企业风险承担为中间变量在货币政策和企业创新之间建立起联系。研究结果显示，无论用货币供应量还是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政策感受指数等变量作为货币政策变量，都不影响货币政策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货币政策越宽松，企业创新越活跃，而且货币政策对大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要大于对小企业的影响，对国有控股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要大于对非国有控股企业的影响，研究还发现企业风险承担在货币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的过程中起到了中间传导作用。部分学者从微观风险管理角度出发，聚焦了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中的非理性因素。廖理等（2014）在网络借贷数据中识别出地域歧视现象——全国各个省份地区网络借款的成功率存在巨大差异，这一差异在控制相关变量后依然显著。然而现有数据表明不同地区网络借贷违约率并无显著差异，因此3位学者认为该地域歧视属于信用风险管理中非理性的偏好性歧视。
财务管理学是一门既涉及经济学,又涉及管理学的边缘性、综合性学科。该学科的任务,一是要阐明财务管理的种种规定性,即财务管理是什么;二是要揭示财务管理活动的一般规律,即如何进行财务管理。前者属财务管理的基础理论,后者属财务管理的应用理论。
一般来说,基础理论性学科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即从一个最简单、最抽象的逻辑范畴出发,通过将形成该范畴时所舍象掉的其他因素逐步地包含进来,再现研究对象丰富的规定性,从而使人们获得对研究对象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复杂而不是简单的,生动的而不是僵死的认识。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遵循上述规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方法,并不等同于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与其体系的构建方法不同,遵循的不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而是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的思维规律。既然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要从一个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出发,那么,科学地确定这一范畴便成为合理地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关键。
与基础理论的任务不同,应用理论的任务在于指导人们怎样去做事情,因而,应用理论无疑应具备鲜明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既然二者的任务与性质不同,其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的依据也就不同。基础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应遵循的是人类思维活动的规律,应用性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应遵循的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规律。
1.有关财务管理学的内容构成。我国的财务管理学,迄今为止,其内容构成基本与西方国家的财务管理学相同,大致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总论,阐述财务管理的概念、内容、职能、目标、环境等基本理论问题;第二部分,介绍货币时间价值的计算与财务风险的测算等财务管理的基本方法;第三部分,介绍投资决策、筹资决策、股利政策、营运资金管理等财务管理实务处理的理论与方法。其中第一部分为财务管理学的基础理论部分,第二、三部分则为财务管理学的应用理论部分。财务管理学内容体系存在某些不科学、不完善之处。
(1)将复杂的范畴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一些复杂的范畴,比如“财务管理”,被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勿庸置疑,“财务管理”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综合性极强的范畴。它既是资金筹集、资金投放、资金运用和收益分配种种财务活动的总和,也是财务预测与决策、财务控制与监督、财务成果评价与考核种种财务管理职能的总和。有赖于其他一系列范畴才能予以说明的综合性如此之强的一个范畴是无法充当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起点的。
(2)从财务管理学体系以外寻找起点。比如,将“环境”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环境对事物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事物的内因而不是外因。只有在明了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本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揭示环境对事物发展的影响。这就意味着环境不可能处于起点的位置。
(3)将财务管理假设作为起点。任何科学研究都有一个假设问题。这是因为世间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自存的,都会与其他事物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从而使研究对象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之中。为了使研究得以进行,便需要首先对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条件加以限定,这种限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假设。然而,如前所述,理论体系的起点并不等同于理论研究的起点,该种观点的不妥之处就在于将理论体系的起点与理论研究的起点混为一谈。
(4)将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与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的起点混同。如前所述,财务管理理论包括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与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两大部分,二者的性质与功能作用不同,其起点也必然有所不同。
1.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首先要解决的是逻辑起点问题。作为财务管理的对象,有人认为是财产,有人认为是价值,有人认为是资金,也有人认为是本金。而在笔者看来,财产、价值、资金、本金,均是财富的不同社会形式,都可以抽象为财富。
(1)财富及其社会形式。财富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作用于外部世界所获得的物质或精神的成果。任何财富的生产都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特定的生产关系赋予财富特定的社会形式或属性。撇开社会属性、社会形式等社会规定性,财富是人类所创造的劳动产品或使用价值。在自然经济社会,财富直接体现为使用价值,在商品经济社会,财富的存在形式由直接的使用价值形式转化为间接的价值形式。股利、利息、工资、税金等既是财富的分配形式,也是不同经济利益关系的载体。
(2)财富运动及其管理活动的多样性。在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财富是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的,如数量的增减、形态的转化、产权的变动等等。人们必须把握这一过程,自觉地实施对财富及其运动过程的管理。对为国家所控制的财富进行的管理,就是财政;对为企事业、行政单位等多种经济组织所控制的财富进行的管理,就是财务。广义的财务管理,既包括国家的财政管理,也包括事业、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
(3)财务管理目的的二重性。财富不断地被消费,又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财富的生产总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财富的生产过程,既是使用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也是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与此相应,进行财富管理必然具有双重目的:一是追求经济效益,用既定的耗费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二是维护经济利益关系,保证各利益相关者实现各自的经济权益。
(4)财务管理职能二重性。财务管理的目的不同,其管理的职能也就不同。为追求经济效益,财务管理被赋予对财务活动进行规划、调控、评价的职能;为维护经济利益关系,财务管理被赋予对财务活动实施规范、监督的职能。随着财富生产、流通规模的扩大及其社会化、国际化的推进,人们对财务活动中经济利益关系的维护与协调,不再限于经济组织自身,而是突破单个经济组织的边界,逐渐成为国家乃至国际性经济组织的行为。
2.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因为财务管理应用理论是对企事业、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活动亦即微观财务管理活动规律性的描述,所以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实际上也就是企事业、行政单位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1)与追求经济效益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目前与追求经济效益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一般是按照财务管理活动的环节,即投资—筹资—权益分配来构建的。笔者认为,这一体系应该遵循企业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来构建,而不应该按照财务活动的环节来构建。也就是说,要把财务管理目标作为该理论体系的起点,并按照财务规划、财务调控、财务考核与评价三大基本职能顺序展开该理论体系的内容。
(2)与维护经济利益关系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企业组织生产经营活动,追求经济效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利益相关者得到各自的经济利益。如果在经济利益关系的处理上出现偏颇与失衡,就会使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阻碍,甚至难以为继。笔者认为,该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应遵循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来进行。该理论体系由管理目标设定的理论与方法、管理职能实施的理论与方法、管理实效评价的理论与方法三部分组成,其要点为:企业对经济利益关系管理的目标,一是为保障企业财产的安全与完整,二是为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由此财务管理被赋予规范企业财务行为与监督企业理财活动两大职能。为了行使两大职能,主要采用以下方法:依据《公司法》、《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对企业的财务行为进行规范与协调;发挥财务会计及内、外部审计的作用,进行事中、事后的财务监督;采取会计核算、财产清查、牵制等方法,保护经济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的财产安全与完整,等等。
[2]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财务理论与实践研究(第二辑)[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4.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科技水平不断提高，互联网逐渐普及促使信息时代的到来，在新时代，各行业都在广泛利用互联网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互联网技术涉及范围广、领域宽，逐渐在各行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互联网金融行业作为新兴领域,凭借其独特的经济特征影响着证券行业的发展，互联网金融是一把双刃剑，对于证券行业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因此，对互联网金融对浙江证券财富管理的助力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近些年，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移动支付的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发展。保险行业是中国最早的电商平台金融产品。2012年中国各大银行开始进行网上支付以及网上业务办理平台，在各大银行网页中都能够查询各种基金以及信托产品。金融产品销售渠道也逐渐由传统销售方式转移到网络销售方式。
互联网金融的便捷性是促进其发展的重要原因。自从2006年起，第彐网互联网支付金额便逐年翻倍，截止到2015年，第三方互联网支付金额达到了48039亿元。2016年年底中国银行支付宝以及微信钱包等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转账金额，这也体现出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平台的巨大影响力。
网络是通过具备资质的网络平台实现借贷行为，根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已经有2000多加网贷平台，交易额超过了200亿元。
互联网金融财富管理包含各类金融产品以及金融服务，主要由银行、期货、证券、保险等第三方理财机构，主要服务对象为高净值客户，涉及各种法律中以信托法律关系为核心，关系、公司制以及有限合作关系为辅。二、浙江互联网金融证券财富发展现状根据2017年浙江证券公布的年度报告，2017年营业收人为46．11亿元，同比2016年增长了0．34％，归母净利润达到了10．64亿元，同比下降了14．29％，对应EPS0．34元。．2017年全年经纪占比21％，投资占比11％，、资管占比7％，利息占比9，自营占比17％。佣金率下降，浙江财富管理平台进一步完善，2017年经纪业务收人实现9．7亿元，同比下降26％，佣金率由2016年的0．038％下降为0．032％，经纪业务占比1．2％，浙江证券公司非常重要对客户进行分类管理，并开展全国性财富管理布局。2017年浙江电商平台证券财富营业总收人为29．26亿元，同比增长了378．08％，实现净利润18．49亿元，同比增长1015．45％。2014－2017年浙江证券公司主要的营业收人以及毛利率。从以上能看出金融电子商务服务比重在不断上涨，已经成为浙江证券行业主要收人来源。2017年电子商务服务实现24．42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了556．52％，占比营业总收入83．47％。金融电商服务收人主要来源于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综上能够看出互联网金融对于浙江证券财富管理业务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互联网本身存在的风险，导致互联网金融业务风险较大，因此浙江证券财富管理业务必须给予重视，采取一定的措施降低互联网证券财富管理业务风险，保障客户根本利益。
金融发展核心内容就是价值的流通，主要作用就是为客户提供实体经济，创造更高价值。互联网金融在发展中，也需要遵守金融使命与功能，已经为实体经济建设的工具。互联网金融在发展过程中，证券财富管理业务市场定位应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金融行业快速发展建设，主要作用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进而金融在创新过程中，还需要与实体经济发展趋势相结合，＾旦金融出现过度创新情况，就会造成金融危机的产生。所以，在互联网金融时代内，证券财富管理业务在发展建设过程中，需要与实体经济之间紧密结合，制定更加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趋势的金融业务，推动我国经济转型的落实＾
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过程中，证券财富管理业务运行模式已经发生了本质性转变，就以金融服务来说，证券财富管理业务需要为了解客户需求，进而提出针对性服务，形成系统化客户关系，拓宽证券财富管理业务客户资源。
互联网金融在发展中，金融互联网混合经营已经成为必然趋势，金融行业今后发展将更加激烈。但是从长远角度而言，证券财富管理业务与互联网金融之间并不是谁替代谁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存在金融市场内。证券财富管理业务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明确自身在市场内位置，积极参与到金融市场发展中，一同与互联网金融发展
在当前形势下，业务和产品是浙江证券财富管理业务发展的根本，也是浙江证券财富管理业务增强综合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互联网金融作为浙江证券财富管理业务的创新发展模式，更需要业务和产品的创新来支持其发展。我们认为，民众对于证券财富管理业务的要求更多的还是从自身的实际需求出发，因此，浙江证券财富管理业务在网点分布上应该更加合理，在提升业务效率的基础上，还应当尽可能提供全面的创新业务服务，例如进一步深化与小区物业的合作，开发小区卡，实现水电费、煤气费、物业费等费用一卡代缴、一用的服务。而有无增值服务也是民众关注的要点之一，因此，浙江证券财富管理业务可以针对社区居民设计开发独有的理财产品，在保证自身利润的前提下适当提高保证收益金年会金字招牌，另外还可以在社区居民生活上出现急缺时提供小额消费型等等。
从浙江证券电商平台营业收入来看，互联网金融对证券财富管理业务有着重要影响，居民是国家经济生活的基本单元，客户资产管理思维以及管理方式直接影响宏观消费水平。．尽管互联网的便捷性深受广大客户欢迎，但是互联网金融本身存在的固有风险将威胁着客户的财富管理，因此，为了全面为客户负责，保障客户的财产，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政府应该对有关互联网金融的法律地位以及监管主体进行明确，进一步完善客户征信体系，加强互联网金融透明度，进而实现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有效降低。关于互联网金融的征信管理规划建议由政府主导建立，明确规定征信部门运行规则，明确征信部门定位，建立政府主导以及市场辅助证券财富管理业务的征信体质，从而提高互联网金融透明度，从而降低财富管理业务风险。
健全客户投资保护制度，维护互联网金融市场稳定性。客户属于信息获得较弱的一方，互联网金融风险之所以高，是因为其包含了互联网金融风险以及传统金融风险，因此，客户投资者合法权益更易受到侵害，应该进一步提高对客户资金安全的保护。
人才是行业提高其核心竞争力的最基本因素也是关键性因素。互联网金融实际上就是金融与互联网的结合，进而与传统证券财富管理业务运行模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业务研发、营销策略等。互联网金融在今后发展中，应该加强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现阶段，传统证券财富管理业务在工作岗位设置上，更加关注专业性，产品与信息技术都独立存在，所具有的复合型人才数量有限。所以，传统证券财富管理业务需要重点培养技术型人才，例如计算机技术、金融技术、营销技术等。在互联网金融大体背景之下，传统证券财富管理业务与互联网金融应该将重点放在人才培养上，谁在人才培养上具有优势，才能够推动自身可持续发展。传统证券财富管理业务在应对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中，需要储存更多优质人才。在人才培养上，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人手，分别为构建人才选拔机制、完善奖励机制、构建合理评估体制。
按照发达国家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情况来说，发达国家消费金融所包含的领域就十分广泛，从房屋一直到家具用品上面，几乎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包含在内，消费金融能够为消费者带来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根据调查数据可知，互联网消费未来发展主要发展三个领域，分别为旅游、装修家电及电子产品购买。互联网消费金融现阶段在这三领域内尚未涉及，所以互联网消费金融需要不断对产品类别创新。浙江互联网证券财富管理业务现阶段所推出的业务尚未涉及到服务型保障产品行业。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对于产品类型以及服务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浙江互联网证券财富管理业务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丰富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种类。
［1］徐英杰．证券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研究——互联网金融与财富管理方向［A］．创新与发展：中国证券业2016年论文集［C］．中国证券业协会，2017：8．
［2］杜亮．互联网金融时代的财富管理［J］．无线］魏徽．湘财证券公司在互联网金融格局下的客户财富管理业务发展研究［D］．云南大学，2〇16．
［4］素问．时代赋予互联网金融的使命是创造无边际的财富管理平台［J］．互联网周刊，2016（19）：63－64．
无论是在货币市场、股票市场还是信贷市场，信托未来前景的发展都具有较大的空间，信托具有避税、财产独立性、财产保密性、风险与资产的隔离性等特征，所以在财富管理业务中信托被看作较优的发展渠道。此外，我国高净值人群在不断积累，人们追求的更多是财富的再增值问题。这使得人们的理财方式变得更加的多元化，也进一步推动了信托业务的改革，即更加趋向财富管理业务的开展。但财富管理业务的开展过程仍然存在较多的困难与不足，所以本文针对信托在财富管理业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结合信托的特点进一步为该研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使得客户利益达到更大化，信托公司战略更加规范化。
1.我国居民财富市场的现状。（1）个人投资资产规模增大。2008年至2018年是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经历深刻演变的十年。我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额从原来2008年的38万亿元逐渐上升到了2017年的188万亿元，且其已经达到了10年前的4.9倍之多。个人可投资资产数额从2014年到2016年是增长极为迅速的时期，将近53万亿元的差额，而之前上升差额最低的是2010年到2012年的18万亿元。不难发现个人的投资资产规模的不断上升能够促进财富管理业务的不断推动，财富管理正在迈向蓬勃发展时期，且保持持续上升的状态。（2）社会创造财富渠道拓宽。2016年末，我国财富市场规模就已经在全球位居前列，仅次于美国，中国社会创造财富渠道以及财富管理战略已变得多元化。若只从财富管理渠道角度来看，中国的投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早前人们的投资理念不强烈，只要有资金则大部分会存到银行形成银行储蓄。早期银行存款的高利益投资渠道也比较狭窄，主要是指定期存款、通知存款等。并且由于居民对其他的投资渠道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对风险过于恐惧，所以早期大家仍然是选择银行存款这一安全渠道。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为了追求更高的回报，开始发掘多样性投资渠道。然而现在多层次资本市场逐渐完善，投资者渠道终于变得越发宽阔。人们投资观念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开始推出专业理财业务。2.信托资产规模与投资领域的发展趋势。（1）信托行业实收资本规模的变化情况。自2013年以来，行业实收资本规模连续保持上升趋势，并且在2016年同比增速达到最大。2018年2季度，全行业实收资本规模达到了2580.3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33%。尽管增长速度比2016年有所下降，但总体规模仍然保持了较为明显的增长。从而可以得出，信托总体规模进一步增加，预示未来几年仍然有很好的发展趋势。（2）信托行业投资领域多样化的规模占比。信托投资领域近几年变得越来越广泛，其投资领域包括金融机构、房地产、工商企业、基础产业、证券投资等。2018年第三季度，工商企业仍然是信托资金的首要配置领域，信托投向工商企业5.75万亿元，占信托所投的所有种类比为34.19%。其次，投向金融机构3.15万亿元，占所有的投资种类比为18.73%，仅次于工商企业。然而，信托投向房地产数额为2.62万亿元，占比15.58%，从而也可以看出房地产发展并不景气。投向基础产业数额为5.75万亿元，占比16.95%，与房地产投资的数额不差上下。所以信托投资领域潜力巨大，投资方式如此多样化，未来依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也因此信托开展财富管理业务更加有利可图。
1.无法满足客户个性化服务需求。从信托开展财富管理业务现状中可以发现，信托的财富管理具有独立性。当委托人把财产交给受托人后，则失去了财产的所有权，而受托人也绝对不可能动用信托财产，也因此信托财产利益人和权利人相分离。其次，信托资产以单独的方式运作，不受受益人与委托人的固有财产所影响，单独记账、单独管理。这虽然是信托独立性的一大特征，但是其主要的业务类型依然是理财产品，而且是以销售服务为主，追求的更多的是产品自身销售利益。但这忽略了与客户的有效交流，不能满足客户的实际需求，反而起到了不良作用。2.未注重信托公司品牌效应。信托公司更多看重的是产品，以产品为导向，而未把品牌打造出来。当进行财富管理投资决策时更多注重的产品收益率。在我国国内，客户在不了解产品的情况下，会首先选择品牌较高的信托公司，其次再比较这些所筛选后公司中收益率较高的产品。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公司在销售时并未将信托公司的品牌渗透到各个销售产环节当中，也并未将企业的业务状况、公司结构与品牌进行更加深入的匹配，品牌效应的内涵度不够丰富。因此，未塑造出自己产品品牌的公司在市场销售中会处于竞争劣势。若是初创的信托公司要想突破前景，相比于建立时间久远的信托公司，走出属于自己的品牌非常重要，而且更有利于未来的发展。3.财富投资战略不够创新。财富管理业务的战略投资需要专业人才进行管理，通过提高创新意识，提高自身的能力，把握业务的核心竞争力。但现有的信托公司并未抓住战略的核心要义，仍然缺乏专业人才对整体的规划，不够创新，且执行力度较低。从业务现状来看，整个财富管理业务模块仍然以非标准的传统融资型业务为主，导致投资范围也较为固定，投资标的种类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此外，投资后信托公司对被投资企业的资产分析能力有待被提高，若缺乏对被投资企业资产的分析，则容易影响信托业务对客户的安全对付。4.财富投资渠道较为狭窄。在财富管理业务中，信托业务的销售途径仍然较少，没有以自己的畅销渠道为主，还是需要间接出售，主要是通过与商业银行以及第三方财富管理部门合作来打通销售脉络。首先银行是信托公司在早期开始销售的第一渠道，通过银行自身的特点包括信息量较广、资金量较大、安全性较高、盈利性较强等，为信托公司服务使信托业务在短时间里快速发展。但信托公司无法有效控制该渠道，大量的客户群体仍然是直接与银行进行议价，不能深入了解客户的想法与需求，从而造成了客户群体不能有特色的设计方案相对应。
1.对比和借鉴国外财富管理模式经验。欧美国家的财富管理机构类型较多，包括家庭工作室、传统私人银行、券商公司、独立财务顾问、资产管理公司等，不同的机构服务的对象层次较为清晰，而且信托制度在国际很早就出现了，它们的财富管理模式主要包括以客户而非产品的导向模式、特色产品的开发模式等。客户而非产品的导向模式主要是指客户至上，把客户作为核心并对其投资偏好以及资产负债情况进行综合理解分析，从而为客户提出更好的财富管理方案。特色产品开发模式主要指由于产品出现的同质化现象较为明显，信托公司为了避免该现象影响到销售则结合自身特征设计出了多种方案。2.建设多样化与开放型财富管理平台。在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中，商业银行与证券公司的产品设计比较有结构层次，而发展财富管理业务需要的就是全方位的产品设计方案，所以信托公司应当以自己的独立性、保密性优势来追求更多的开放式产品平台。但开放型平台并不是为了打造各种全面的金融产品，而是有针对性地对需要设计的产品进行市场调研分析，把产品质量提到最高点，由市场需求进行决定产品的研发，从而设计出的产品更具有开放性，同时保证金融产品的直销渠道更加多样性，这也为新的产品研发做好了基础铺垫。3.注重传统型业务与创新型业务的关联度。随着市场的需求逐渐改变，传统型业务则会逐渐向创新型业务发展转变，但是这不意味着要把传统型业务全部取代，应当正确看待传统型业务。首先传统型业务在早期发展时期也给企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也带动了信托行业的发展。在对待传统业务时，更应该大量分析它的优点以及缺点，从而总结出哪些环节出现了问题，最终确定能否加以修整。另外信托公司在发展财富管理业务时，要把传统类业务的知名度传承下来，在风险维持较小的基础上进行业务模式的更新，实现标准化权益投资业务的形成。虽然过程是较复杂但也要客观的认知财富管理业务发展的事实，根据公司自身的优点将其发挥至极致。4.增加客户增值服务以及客户关系管理。公司对客户管理时，应当首先主动了解客户所需，迈进市场进行搜集与登记，将其信息输入到系统中。其次根据客户数据资料进行分类，一般按照客户需求进行归纳，以便之后可以提供优质服务，以及对不同的客户提供不同的财富管理方案。站在客户角度，应当为客户的财富进行保值增值。最后应当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售后客户信息回访与调查，从交流中找到自己业务的不足，解决存在的问题，以便使客户满意。
1.曹国华，刘睿凡.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防控.财经科学，2016(04).
2.张淦，高洁超，范从来．资产短缺、家庭资产配置与商业银行转型.金融论坛，2017(02).
1.产品端：银行理财产品主流形态向净值化转型，现金管理类产品将成为发行重点资管新规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打破刚兑”，要求理财产品按照净值化管理并按公允价值确定产品净值，这将深刻改变理财产品的主资管新规及商业银行财富管理业务变革之道中信银行南宁分行行长助理官强流形态，也将纠正长期以来影子银行信用风险定价体系的错配问题，推动商业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回归“受人之托，代客理财，卖者有责，买者自负”的本源。同时，理财细则明确过渡期内放宽摊余成本法的使用条件：对于封闭期在半年以上的定期开放式理财产品，持有的资产组合久期不长于封闭期的1.5倍，可使用摊余成本计量，且现金管理类产品暂参照货币市场基金的“摊余成本+影子定价”方法进行估值。此前，市场担心资管新规落地后市值法的使用会导致银行理财规模大幅萎缩，上述措施有利于银行理财产品平稳转型，防止理财规模“断崖式”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开放式产品的资产配置难度，银行将重新把现金管理类产品作为发行重点。2.销售端：公募理财产品销售起点下降，银行需着力加强投资者教育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资管新规通过实行产品分类管理，区分公募和私募理财产品；重新界定投资者标准，将客户划分为不特定社会公众和合格投资者，要求商业银行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信息披露以及代销机构资质管理。此外，理财细则将公募理财产品的销售起点从5万元调降至1万元，大幅降低了投资门槛，缩小了银行理财和其他资管产品在销售门槛上的竞争劣势，有利于银行理财产品的普惠化，也有助于银行进一步发挥渠道优势，扩大客户范围，缓解负债端压力。3.投资端：禁止错配和资金池操作，要求去通道及降杠杆，限制非标投资，将影响理财产品的期限结构及收益率水平资管新规明确非标资产不能期限错配，不得开展或者参与具有滚动发行、集合运作、分离定价特征的资金池业务；明确去除通道，加大对银信、委托等通道业务的管控，防止多层嵌套；限制开放式、封闭式、公私募产品的杠杆比例，规定固收类、权益类、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混合类产品的分级比例。上述规定有效降低了商业银行期限错配风险和杠杆风险，逐渐扭转了资管产品短期化倾向。此外，限制非标投资、严禁期限错配、降杠杆等规定将影响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理财细则放宽过渡期新老产品投资安排，明确公募产品可以有条件投资非标资产；金融机构可以发行老产品投资新资产，优先满足国家重点领域和重大工程建设续建项目以及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明确公募产品可以投资于非标资产，但应当符合非标投资的期限匹配、限额管理、信息披露等监管要求。这些措施有利于新旧交替过程中新产品的顺利发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非标收缩压力，防止因突击压降产品规模导致资产价格波动加剧，从而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4.管理端：统一监管和全覆盖资管新规明确强化实施穿透式监管，严格行为监管，实现监管统一和全覆盖，避免监管空白，强化消费者保护等，有助于从市场准入、投资门槛、法律地位等方面缩小不同资管产品之间的监管差异，从制度层面为银行理财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统一监管的大趋势下，未来不同类型的资管机构将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产品业绩和服务能力将成为衡量财富管理机构优劣的首要标准，而净值化管理和标准化资产的提升也将倒逼商业银行加快转型，不断增强主动管理能力以提升资产配置效率和核心竞争力。
1.理财产品之变。一是产品形态向净值型转型，净值型产品占比逐步上升。资管新规明确了净值化管理要求，确立刚性兑付的认定标准，推出相关的惩处措施，建立有奖投诉举报制度，商业银行必须推动理财产品从预期收益模式向净值化模式渐进转型。在净值化转型框架下，资管新规和央行通知的条款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参照公募基金的运行机制，将促进银行理财和其他资管产品趋同，资管产品之间由于制度差异形成的竞争优势将不断弱化，银行理财产品将直面固收类信托产品、定开债券型基金、公募基金的竞争。二是短期化倾向被扭转，产品期限进一步拉长。资管新规要求封闭式资管产品期限不得低于90天，非标资产终止日不得晚于封闭式资管产品到期日，银行需进一步拉长理财产品期限，以实现理财资金与存量非标资产对接。三是保本理财产品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结构性存款需求上升。资管新规要求，商业银行已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可按照结构性存款或者其他存款进行规范管理，这意味着保本理财产品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而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产品将承接市场需求。2.客户需求之变。一是资产配置意识提升，海外资产配置需求上升。随着全球化浪潮和金融知识普及对高净值人群投资理念的影响，富裕客户逐步接受资产配置理念，产品配置、风险考评、收益组成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根据胡润的《2017中国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目前中国高净值人群的财富投向海外资产的比例不足全球平均水平的1/4。“科学合理进行资产配置，分散风险”“确保财富保值增值”“为子女境外留学做准备”是高净值人群进行海外资产配置的主要目的。银行需从目前为境内客户提供的单一在岸资产管理模式，向离岸在岸协同资产管理转化，从而实现对海内外客户的全球化资产配置和全球化服务。二是财富管理目标从“创富”到“守富”“传富”的转变。随着高净值人群的年龄增长和财富积累，财富保障与传承已经成为大部分高净值人群首要的财富目标。因为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高净值人群意识到需要通过有效的财富管理抵御和防控经济波动带来的不可控风险。保障财富安全、实现代际的传承、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成为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的主要需求，家族企业人的培养和子女的财商教育等成为需求热点。三是从金融需求到全面事务管理。客户的财富管理需求不再是单纯追求投资利益最大化，而是要求在财产增值的基础上，对自身生活所涉及的事件进行管理和规划，包括资产打理、婚姻、子女教育、公司经营、税务、医疗、养老、身份规划、财富传承等。财富管理机构需提供资产配置、宏观市场分析、税务筹划、法律咨询、传承保障、跨境移民、企业经营咨询等全方位服务。四是品牌、专业和顾问水平成为客户选择财富管理机构的关键。根据麦肯锡2017年亚洲个人金融服务（PFS）调研，已经使用过专业投资顾问的富裕人群表示，公司品牌、专业能力和顾问水平是其在选择财富管理机构时前三大主要考量因素。中高净值客户更看重财富管理机构在产品选择和资产配置方面的专业性，并向声誉良好、投研能力优异的机构靠拢。3.市场格局之变。一是面临金融同业竞争冲击。随着协调监管体制的确立，银行、券商、基金、保险、信托、期货、私募将在统一规则下同台竞技，行业竞争的焦点不再是通道和监管套利，而是专业投资能力以及为投资者创造价值、提供更好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过去五年，中国“大资管”的蓬勃发展带动“大财富”市场兴起，券商依托其强大的资本市场投研能力、信托公司依托产品和通道优势开展财富管理业务，基金公司通过直销平台和自建网络打造线上线下结合的财富管理业务，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则通过激进的人才机制吸引行业优秀理财经理加盟，银行面临的竞争压力前所未有。二是面临金融科技冲击。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开始在财富管理行业“大展拳脚”，并且已经从资产端、负债端、支付端对传统财富管理行业形成冲击。以余额宝、理财通为“领头羊”的线上财富管理分销平台发展迅猛，它们依托场景化获客和流量经营模式，借助大数据技术推出创新的财富管理产品，大幅降低了财富管理门槛，拓展了大量“长尾”客户和年轻客户。智能投顾异军突起，通过机器学习算法，根据客户需求为其提供自动化的资产配置服务。三是银行业分化进一步显现。围绕净值化管理，大中型银行和小型银行理财业务的竞争差距将拉大。资管新规要求，理财销售宣传时，只能标注历史业绩。各银行资管业务的差距与分化会进一步显现，理财业务的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此外，资管新规要求，商业银行发行结构性存款应当具备相应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资格。未来，无衍生产品交易业务资格的中小银行将较难发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如何满足保本类理财客户的需求成为一大难题。
(一)实行商业化的治理模式。成功的主权财富基金如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局、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挪威政府石油基金等，都致力于效仿私人投资公司的组织形式，突出董事会与专业投资委员会的核心决策职能与自主权，讲究组织上的精简与决策效率。他们的员工队伍中极少有公务员，而是竭力在国际金融市场招聘一流金融人才，多数基金经理都是外聘的专业人员。在众多主权基金中，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得到广泛认可。该公司董事会成员来自不同的领域，具备丰富的投资和管理经验。现有的10名董事中，来自官方的只有4名，另外6名属于外聘。淡马锡控股公司对下属企业董事会的设置非常注重董事会的有效运转和职责发挥，不局限于公司内部狭隘的控制权观念，并且根据个人能力在世界范围内招聘，控股子公司真正有才能的人也可兼母公司的董事。
(二)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主权财富基金存在多层委托关系，而有效的监督机制是保证资金安全和运作效率的关键。为此，许多国家通过制定专门的法律制度，以保证基金不被擅自动用。挪威的石油基金法案规定，石油基金可以被转移到经挪威议会批准的中央政府预算基金中，除此之外不能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新加坡建立了保护关键资产和外汇储备的“两把钥匙”制度。该制度规定，新加坡总统对政府动用或减少既有外汇储备的决定拥有否决权。同时，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淡马锡控股公司主要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也必须得到新加坡总统批准。这实质是要求管理者必须在任期内保持预算平衡，不得动用过去的储备。除严格的法律制度，挪威政府石油基金的对外投资要求遵循一定的道德标准：一是使基金增值，使后人能从石油财富中受益。二是合理行使所有权。如，股票投资所有权的行使应符合联合国“全球协议”和经合组织的“跨国公司准则”。三是将严重违反、严重和破坏环境的国家和企业排除在投资范围之外。
(三)有明确的投资规则。新加坡的两只主权财富基金分工明确，其中淡马锡控股公司主要侧重于战略性投资，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则侧重于金融组合投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投资领域除美、欧政府债券之外，也包括股票、固定资产、货币市场证券、房地产和特殊的投资项目。淡马锡控股公司最初只负责对新加坡国有企业进行控股管理，现在也广泛投资于国际金融和高科技产业。挪威石油基金的投资管理实行在风险适度的前提下追求高回报的投资战略。挪威财政部规定的投资基准组合把年收益率确定在4％。挪威财政部规定了基金投资的资产种类和地区分布基准组合：最初只允许投资含息工具，后来允许投资组合中的20％投资股权，在获得一定经验后，将这一比例逐步提高到40％。另外，60％用于购买债券(其中欧洲市场占50％，美洲和非洲占35％，亚洲和大洋洲占15％)。韩国投资公司(KIC)的主要职能是提高韩国外汇储备的使用效率，其投资范围受到严格限制：不允许进行任何高风险的投资，不能涉及房地产、私有股本和非投资评级的证券，只能投资AAA级别的证券。
我国主权财富基金管理存在的问题可通过中国投资公司(简称“中投”)的投资表现反映出一些问题。首先，“中投”被赋予了过多的宏观任务，使其目标和制度设计过于复杂，这与“中投”对风险和收益纯粹出于商业考虑相冲突。其次，内部治理结构严重行政化，七人管理委员全部是正副部级的，专业投资人士相对缺乏。再次，缺乏明确的收益率目标，投资领域及投资比例的界定很模糊，也没有专门的法律来约束“中投”的决策行为以及避免外界对“中投”的行政干预，这意味着“中投”的投资权限和相关责任不明确。此外，在薪酬结构上，“中投”按照国有商业银行的标准制定，大大低于市场平均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将相对低效的激励机制引入了“中投”。除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外，“中投”公司目前还面临许多压力。第一，受次级债危机影响，美国经济出现不景气迹象，美联储大幅度降息，全球资本市场波动随之加剧，这给“中投”公司的海外投资增加了难度。第二，“中投”公司必须承担巨大的资金压力。“中投”公司的资本金来自财政部发行的1.55万亿元特别国债，“中投”公司必须承担由此带来的债务成本。如果“中投”公司不能产生足够的收益来抵补财政部所发行债券的利息支出(年利率约4.5％)，财政部将面临财务亏损。最后，主权财富基金敏感的政府背景很容易被视为带有特殊的经济动机，“中投”公司更是备受西方挑剔。一方面因为其他设立主权基金的国家大都是小国，外汇储备规模远低于中国，对世界经济影响有限。另一方面，“中投”管理层的行政化使外国理所当然会相信“中投”的投资是有战略目的的政府行为。
(一)应采用专业化、市场化的运作手段。主权财富基金本质上是专业化的商业机构，套用行政模式不利于高效率运作。因此，必须规范和完善“中投”的法人治理结构。首先，应在责任明晰的基础上给予决策层充分的自主权力，禁止行政干预。这样，可尽量避免短期投资行为。同时，引入外部专业管理人员，冲淡当前行政主导的局面，这样有利于减轻国际上对“中投”的疑虑。在决策部门设置上，应引进专业投资人员，分别负责市场研究、风险控制、薪资考核等，以加强“中投”运行的专业性。在财务管理方面，“中投”巨大的利息成本应用资本金来偿还，以避免决策层的机会主义思想，也便于最终的业绩考核。在薪资设置上，基本工资应参照国际标准，分红与收益挂钩，亏损也要有相应的薪资惩罚。
(二)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和管理体系。一要设定切实可行的目标收益率。目标收益率过高，会使管理者为追求高收益而过多地投资在高风险资产上，从而承担过高的风险；制定过低，则可能会产生激励不足的问题，导致管理者消极管理。目前，为“中投”公司融资发行债券的年利率为4.5％，这意味着“中投”公司至少需要5％的年回报率。这样，扣除费用和开支，才能刚好收支相抵。二要对投资产品的比例做严格界定，在投资行业的选择上也要明确。(1)对投资于高风险类别资产的比例进行最高限制，各种资产种类相互搭配，分散风险。由于“中投”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新进入者，其投资品种可从低到高逐渐扩展。这个顺序包括：国债、政府债、机构债、货币市场产品、房地产金融产品、公司债、实业公司股票、金融公司股票、衍生产品等。(2)精选投资领域。如发达国家或经济稳定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经济环境较好，市场投资的安全性较高；而经济稳定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可以保证较高的投资回报。(3)为规避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局面，可规定“中投”分出一定比例的资金进行指数投资以获取稳定收益。三要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机制。要对意向中的投资国的投资环境进行分析，并依据投资行业的不同，对这些国家进行分别评级。此外，还需设置专门的风险处理部门，一旦面临风险，可迅速调整经营策略，及时撤回资金。四要加快相关立法进程，以规范和控制基金的运用，保证基金的安全性。
(三)充分发挥外部管理的作用。在“中投”运行初期，由于在国际市场投资的经验不足，可将资产管理的职能外包给国际专业资产管理机构——如投资银行、PE公司、传统资产管理公司等，这既可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也可得到外部专业机构提供的研究报告、市场资讯与管理经验等，还可有一个业绩对比，有利于积累操作经验。不妨与新加坡、挪威、中东等国家的同行们进行联合投资，即共同对某个项目进行投资，这有利于中国进一步了解投资市场，提高投资水平。另外，还可将一部分资产委托给国内高资质、具有国际经验的专业投资管理人，培育目前国内处于幼稚阶段的机构投资行业。通过外部管理，一方面弥补我国政府投资机构专业人才的严重不足，同时避免“中投”直接出面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竞购资产，减少其面临的压力。
财富管理是指以客户为中心，设计出一套全面的财务规划，通过向客户提供现金、信用、保险、投资组合等一系列的金融服务，将客户的资产、负债、流动性进行管理，以满足客户不同阶段的财务需求，帮助客户达到降低风险、实现财富增值的目的。
财富管理的核心是：以客户为中心，合理分配资产和收入，不仅要考虑财富的积累，更要考虑财富的保障。在外延上可以包括对个人的财富管理和对企业的资产管理。
“财富管理”是近年来在我国金融服务业中出现的一个新名词。“财富管理”，顾名思义，就是管理个人和机构的财富，也可以简单概括为“理财”，但有区别于一般的理财业务。“财富管理”的出现划分了我国金融服务业的两个不同的理财业务时代：一个是早期的理财业务时代；另一个则是经过发展与改进的成熟的理财业务时代——财富管理时代。
一般意义上的理财业务属于早期的理财概念，它的营销模式是以产品为中心，金融机构（主要指商业银行）通过客户分层、差别化服务培养优质客户的忠诚度，从而更好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而财富管理业务则是以客户为中心，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根据客户不同人生阶段的财务需求，设计相应的产品与服务，以满足客户财富管理需要，这些金融机构成为客户长期的财富管理顾问。财富管理业务属于成熟的理财业务。
其一，从本质上看，财富管理业务是以客户为中心，目的是为客户设计一套全面的财务规划，以满足客户的财务需求；而一般意义上的理财业务是以产品为中心，目的是更好的销售自己的理财产品。
其二，从提供服务的主体来看，财富管理业务属于成熟意义上的理财业务，它的主体众多，不仅限于银行业，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都在推出财富管理业务。一般意义的理财业务多局限于商业银行所提供的传统业务和中间业务。
其三，从服务对象上说，财富管理业务不仅限于对个人的财富管理，还包括对企业、机构的资产管理，服务对象较广；而一般意义的理财业务处于理财业务发展的较早阶段，作为我国商业银行的一类金融产品推出，主要指的是银行个人理财业务产品的打包，服务对象多为私人。财富管理的三个鲜明特征“以客户为中心”、“服务主体众多”以及“服务对象较广”，使它区别于一般意义的理财业务，成为理财服务的成熟阶段。
目前各家商业银行的财富管理业务品种丰富，品牌各具特色，然而服务内容大多类似，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账户管理服务。利用银行便利的短期融资条件和先进的电子清算系统，为客户提供存取款、投资、、结算、智能转账等服务。这是财富管理服务中最基本、最简单的内容。对于银行的财富管理客户，这些服务基本上免收服务费用。
账户管理服务是以信用卡作为载体的。现阶段招行“金葵花”理财也是紧密结合其领先国内同业的信用卡的技术优势，同时与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等多条服务渠道配合推出的。财富卡体现了财富管理业务的第一大要素——资金集中，财富卡的推出一方面推进了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消费、透支等信用卡业务的发展。
其次，交易类服务。这是目前银行用来吸引客户的主要财富管理业务，也是银行财富管理业务中的强项。包括人民币理财业务和外汇理财业务。
（1）人民币理财，是指银行用散户集合的大基数本金购买收益高于普通凭证式国债的记账式国债、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央行票据等收益更高的产品。由于银行在操作上涉及了一些普通投资者无法投资的业务，像银行间债券市场产品等，其预期收益率一般高于传统的短期储蓄存款。中行、工行、建行最近推出的人民币理财产品起点金额都是5万元，收益各有所不同，但利率都高于相应期限的储蓄存款。
（2）银行所拥有的庞大的外汇交易平台和金融衍生业务的交易资格是其能够设计出丰富的外汇理财产品的前提条件。外汇理财产品实质是银行利用衍生产品交易帮助客户提高资产的收益率。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外汇理财业务一方面有利于在激烈的同业竞争中留住外汇存款客户；另一方面银行可以充分利用已有技术、人力、客户资源，通过开发外汇理财业务潜力，拓展新的盈利空间。
再次，财富管理顾问服务。银行依靠自身在资讯和人才方面的优势，以及和证券、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的广泛合作，为客户提供理财规划、投资建议、金融咨询等一系列的理财顾问服务。财富管理顾问服务是财富管理的高级阶段。其实施载体是一对一、一站式的客户经理服务。提供的是针对客户的预期收益率和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所量身定做的、独一无二的财富管理计划。财富管理计划中为客户设计的投资产品多为银行特有的金融产品，如储蓄、外汇买卖，以及银行的各种国债、基金、保险产品。
第四，各种优先优惠措施。这是银行为稳定财富管理客户资源、争取更多的客户而设计的附带服务，可以视为餐前小食、餐后甜点。这些服务均是免费提供。作为银行的财富管理客户，一般可以享受到优先办理各项业务，优先提供各种紧俏投资理财产品（如预留国债额度），享受多项业务费用减免等服务。银行的财富管理客户多属于社会中高级收入阶层，这些彰显身份的优惠服务和贵宾待遇对他们来说还是具有相当吸引力的。
最后，企业资产管理业务。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企业资产管理业务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在为企业提供日常财务监理、资金调拨等账户管理服务，以及为企业兼并收购、债券及票据发行、基金托管、工程造价咨询等提供顾问服务。
商业银行风险是指在货币经营和信用活动中，由于各种事先无法预料的因素的影响，使银行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背离招致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是银行业务发展和人们对金融风险认识不断加深的产物。最初，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主要偏重于资产业务的风险管理，强调保持银行资产的流动性，这主要是与当时商业银行业务以资产业务，如等为主有关。20世纪60年代以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重点转向负债风险管理方面，强调通过使用借入资金来保持或增加资产规模和收益，既为银行扩大业务创造了条件，但也加大了银行经营的不确定性。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市场利率剧烈波动，单一的资产风险管理或负债风险管理已不再适用，资产负债风险管理理论应运而生，突出强调对资产业务、负债业务的协调管理，通过偿还期对称、经营目标互相替代和资产分散实现总量平衡和风险控制。80年代之后，随着银行业竞争的加剧、存贷利差变窄、衍生金融工具被广泛使用，银行风险管理有了新的内容。表外风险管理理论、金融工程学等一系列思想、技术逐渐应用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在风险管理方法上更多地应用数学、信息学、工程学等方法，进一步扩大了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内涵。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正式出台并不断完善，标志着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统一。在1997年9月颁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商业银行风险分类为信用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和声誉奉献。其中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是目前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主要对象。
（1）信用风险，是指合同的一方不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包括、拆借、贴现及结算等过程中交易对手违约所带来损失的风险。
（2）市场风险，是指市场价格的变化使头寸蒙受损失的风险，包括利率、汇率、价格的波动风险及金融产品价格风险等。
（3）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或规章制度)，人员及系统或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
商业银行财富管理业务中的信用风险主要来源于信用体系的缺失，导致商业银行无法全面了解客户的资信。因此，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以及行内的征信系统，是财富管理业务中信用风险管理的有效途径。
从财富管理业务下游的客户端来说，由于财富管理业务中的短期融资业务离不开对个人和企业信用评估，因此要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和商业银行内部的征信系统，便于商业银行选择优质的目标客户，减少融资性业务的风险。
首先，从整个市场环境上说，要动员整个社会的资源，建立一套系统的自信调查制度和信用评估制度。上海等一些地方近几年对此进行了认真探索，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应当进一步扩大试点城市的范围，由中央银行、财政税务部门和劳动人事部门共同配合，并与保险公司、担保公司合作，建立健全的消费信贷保证体系。通过各种监控保证措施，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和防范化解风险。
其次，针对我国缺乏完善的信用体系的现实情况，商业银行应当全面整理客户资料，筹组和完善行内征信系统。商业银行还可以在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兼业合作的同时，做到咨询共
我国商业银行财富管理业务的风险主要体现在市场风险上。按照有关规定，银行、证券、基金、信托等理财方式都不允许承诺最低收益，而商业银行在最初宣售理财产品时，为了吸引客户，所推出的理财产品普遍以保本、收益保底来招揽客户，过于强调对“保底收益”的承诺。这就要求产品发售银行必须在瞬息万变的债市和票据市场上，具有足够的风险承受能力，否则将会使银行承担价格与利率波动的相应风险。同时，产品的同质化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各家银行不可避免地陷入价格战，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率不断走高。收益率持续走高的理财产品需要在市场上找到足以支撑的投资组合，如果不能达到预期的收益率，亏损的差额就必须由银行自己承担。
防范和管理市场风险就是要求商业银行注意财富管理业务创新中蕴涵的风险，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首先将市场风险的监管对象延伸到由本币到外币，由境内到境外，由表内到表外，由简单产品到复杂的衍生产品。其次，在表内业务与表外业务、自营与、前中后台之间建立有效的风险隔离带。特别要将商业银行开立在中央结算公司的自营资金账户和代客理财资金账户实行严格的分离，建立风险防火墙。此外，要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准确的向客户披露财富管理业务中各项创新产品可能发生的风险，不要误导客户，只谈收益、不谈风险。
财富管理业务的风险管理除了在业务操作办法和制度中予以防范外，需要从风险总量上予以控制，制定财富管理业务的风险额度管理制度，即确定某项中间业务能够承担的风险总额。该风险额度的确定应当与该业务在一段时期内的收益水平结合起来考虑。
目前，我国不少商业银行为了大力发展财富管理业务，对员工下达一定的客户数量指标，按任务完成情况来评判员工的业绩。这就导致商业银行出现了只重客户数量、不重客户质量，大批招揽客户的局面。这从表面上看是扩大了银行的客户群体，增加了银行财富管理业务的市场占有率，实际上却无形中加大了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风险。从业务的操作风险角度看，这一业绩考核机制不符合商业银行财富管理业务的长远发展。因此，应当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财富管理业绩考核机制。
商业银行的财富管理部门是直接面对客户的营销服务部门，具备资源整合的功能，而不是用来推销某一种或几种特定的产品。因此，银行考核财富管理从业人员的标准不是拉存款数和拉客户数，而应当是销售各种理财产品给银行带来的利润数。这样，财富管理从业人员的自由度比较大，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客户的需要推荐产品，客户的满意度也会比较高。总之，对于银行财富管理部门的考核适宜直接和其效益挂钩，在按照区域、业务和客户三种进行考核方式中选择按照客户贡献度来考核，并同具体业务经办部门区别对待。
此外，商业银行还要加强和完善财富管理业务的风险控制授权制度，建立健全一整套规章制度权限和财富管理业务评审小组。该小组可由相关业务处室的专家组成，对新的财富管理业务的客户进行全面评估与审核，寻求客户利益、特点与产品的最佳结合点，使财富管理业务给银行和客户所带来的风险最小化。特别是对于涉及到有关个贷方面的操作，要充分考虑其从审批、发放、跟踪管理等一系列操作过程中的遵循性要求，努力实现全程电脑规范化管理操作要求。
从业务合作方看，应当加强财富管理业务中的银证、银基、银保、银信等兼业合作的风险管理，建立有效的防火墙。
兼业合作一方面带来了财富管理业务的创新，另一方面也加大了风险在各金融机构之间传递的可能性。商业银行应当在兼业合作方之间建立一个防火墙，将风险有效隔离在商业银行之外，从而有效的预防跨行业风险传染。
（1）银证、银保联合，以及银行同基金、信托合作开发理财产品时，首先应当充分了解、掌握证券市场、保险市场、信托市场本身所具有的风险。
（2）其次，要全面了解作为合作方的有关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的资信，以及具体的经营、盈利情况。
（3）再次，要对合作事宜进行深入的可行性研究，充分考虑合作时银行自身所能承受的风险和所期望的利润。
（4）在进行兼业合作之前，应当明确商业银行在合作中的地位，规定商业银行在合作中的职责，同时明确规定财富管理业务产品出现意外时商业银行的责任有哪些，防止发生跨行业风险传染。
（5）财富管理业务的兼业合作还应当重视合作中和合作后的监管，监督资金的流向，防止合作方挪用资金，阻止合作方违规操作；同时通过事后监管，了解客户对理财业务的反馈意见，为兼业合作的继续开展打下基础。
我国商业银行的财富管理业务才刚刚起步，面临着基金、证券、保险、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激烈的市场竞争，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困难。我国商业银行应当充分认识并发挥自身的优势，树立正确的市场定位，从客户价值最大化出发，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深层次合作，共同设计财富管理业务产品，注重风险防范，推行财富管理中心加财富管理专家的服务模式，实行差别化服务，分阶段、稳步的推进财富管理业务的健康发展。
【摘要】“财富管理”是近年来在我国金融服务中出现的一个新名词。近十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个人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人们希望借助财富管理服务，在资金供应上寻求安全与保障，在投资决策上得到专业建议。同时，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促使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全面合作，为开展综合财富管理服务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财富管理业务成为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的同时，也存在巨大的风险。为此，研究商业银行财富管理业务的风险管理，提高商业银行财富管理业务的安全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落实《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2002-04-22.
信任是资本，也是一种财富。公司治理效率提高的关键是信任关系的构建。如何既能赋予经理人足够的自主权，又能让经理人为股东的利益服务呢？相关利益者之间信任关系的构建是非常重要的。在剖析东风成功的原因时，东风汽车集团总经理苗圩深有感触地说：“东风和日产合作，大家把钱拿到一起，共同经营一个企业，首先要建立起一个互相信任。”其次，职业经理人的信用，即为股东赚钱和增殖资产是职业经理人职业道德的基本体现，而不应滥用控制权，更不应“监守自盗”。华润集团总经理宁高宁说得好：“经理人的职业来自信任和委托，别人的钱财，你来看管，你来点算，这首先要有一种态度，不要把经理人与所有人搞混了，我们心里先得舒舒服服地把职业认下来。”最后是老板对经营队伍的信任。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用人之道，东软集团的老板就深信这一点。他指出：“当你充分信任一个人，就让这个人带领一支队。
